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办发〔2011〕97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

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的管理，促进评标专家资源共享，保证评标活动的公平、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试行）》和《重庆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渝办发〔2010〕314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以下简称综合评标专家库）是本市统一组建的跨行业跨地区、为全市招标投标活动提供评标专家服务的综合性评标专家库。

第三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组建、管理、使用和评标专家的资格认定、入库出库、考核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组建和使用遵循统一建库、联建共享、集中管理和抽取、管理、监控分离的原则。

第五条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牵头负责综合评标专家库的组建和管理。

市经济信息、建设、交通、国土、水利、园林等行政部门和区县（自治县）有关行政部门协助综合评标专家库的组建和管理。

第六条 全市国有资金投资或国家融资的必须招标项目和进入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中心、区县（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招标投标交易的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资格预审专家和评标专家，应当从综合评标专家库中抽取。国家或部委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不得另行建立评标专家库。



第二章 专家库的组建



第七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设置网络抽取端、管理维护端和后台监控端，在功能设置和日常管理上相互独立、互不隶属、互相监督。

第八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数据库分为主城数据库和远郊区县数据库。

主城数据库由主城区的评标专家组成，为在主城区评标的项目或远郊区县数据库不能满足评标需要的项目抽取评标专家。

远郊区县数据库由主城区以外的评标专家组成，并根据地域邻近以及交通便利情况，设立由相邻区县（自治县）组成的若干区县片区数据库，为远郊区县项目抽取评标专家。

第九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设置专家应急库，满足特殊情况下的评标专家抽取。

主城应急库由主城数据库内的退休专家组成。

远郊区县应急库以每个区县（自治县）为主体，由远郊区县数据库中对应行政区域内的入库专家组成。

第十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评标专业按照《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试行）》设置，涵盖建筑、市政、公路、水运、水利、农业、电力、铁路、电子、车辆、机械、化工、冶金、建材、地质灾害、矿产、地质环境、物流、环保、医疗器械、法律、金融、经济管理等领域各相关专业。

第十一条 申报进入综合评标专家库的专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三）品德良好，作风正派，能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

（四）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标工作。年龄一般在70周岁以下；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评标专家按下列步骤进行申请：

（一）申请人填写《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申请表》。

（二）申请人将《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申请表》及其附件（一式两份）送所在单位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或人事部门印章。已退休未在其他单位应聘的，由退休前所在单位审核；已退休在其他单位应聘的，由所在应聘单位审核。

（三）申请人的工作所在地在主城区的，按填报专业所属行业将《申请表》及附件材料报对应的市级有关行政部门；远郊区县的，报所在地发展改革行政部门。

《申请表》附件材料包括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或注册证书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以及近期两寸免冠彩色照片。

第十三条 市级有关行政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对属于本行业的专家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对不属于本行业的应及时转相应行政部门审查。远郊区县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会同同级有关行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查。

审查部门对符合入库条件的申请人不得排斥。

审查部门原则上应确保《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试行）》二级类别对应的入库专家不少于50人。

审查过程及结果应做成书面记录，并存档备查。

专家的入库资格审查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通过审查的，审查部门将审查通过的专家资料转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未通过审查的，审查部门应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申请人对未通过审查的情况存在异议的，可自收到退回的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向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会同审查部门对其进行核查并回复申请人。

第十四条 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员，应当参加由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和审查部门联合组织的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知识的上岗培训。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对通过培训的人员颁发《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证》。

第十五条 市级行政部门已建立评标专家库的，由其负责通知符合综合评标专家库入库条件并已获得专家资格证的专家，重新办理入库申报手续。愿意继续担任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的，应重新填写《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申请表》，送相应行政部门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可不参加上岗培训，直接换取《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证》。



第三章 专家库的管理与使用



第十六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网络抽取端设在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中心和区县（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抽取专家提供服务。

第十七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管理维护端分为综合管理端、行业管理端、区县管理端和技术维护端。

综合管理端设在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数据库管理、专家管理和专家库运行管理等综合性管理工作。

行业管理端设在负责主城区专家入库资格审查的市级行政部门，负责录入本部门审查合格的专家信息和所监督项目的评标专家的评价记录，更新专家信息。

区县管理端设在区县（自治县）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录入本级监督项目的评标专家的评价记录；远郊区县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审查合格的专家信息录入和更新。

技术维护端设在综合评标专家库系统开发单位，负责专家库系统的后期维护、正常运行和使用。

管理维护端因信息维护、技术改造等工作需登录专家库系统的，应报专家库后台监控单位备案。

第十八条 综合评标专家库的后台监控端负责对网络抽取端、管理维护端登录专家库系统的行为进行监控，分析系统实时记录，形成记录周报。对存在异常情况的，监控单位应及时报市行政监察部门和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调查处理。

后台监控单位应具有国家保密部门认定的保密资质。

第十九条 网络抽取端、管理维护端、后台监控端所在单位对端口进行日常管理。管理单位应建立保密工作和日常管理制度，配备相关设施和人员，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网络抽取端管理单位还应为专家抽取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

第二十条 评标专家应按照下列程序抽取：

（一）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填写《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报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后，于评标专家抽取时间至少一个工作日前，送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中心或区县（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落实抽取时间等事宜；

（二）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根据安排的抽取时间，到交易中心抽取评标专家。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到场监督抽取过程；

（三）截止通知专家到达时间的前10分钟，由参与专家抽取的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人员以及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人员，到专家抽取地点密封打印专家抽取结果，并签字确认。

第二十一条 评标专家的抽取，应为评标专家按时到达评标地点保证充足时间，原则上开标前半天或前一天抽取。因特殊情况，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批准后，可适当提前抽取。

第二十二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评标专家确定过程的监督，保证评标专家的抽取、通知、接送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禁止以各种理由排斥或限制本地区以外的评标专家参加评标。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报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批准，可以直接确定评标专家：

（一）因技术特别复杂、专业要求特别高，综合评标专家库无符合条件的专家的；

（二）国家或部委另有要求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确认，应当在专家应急库中重新补充抽取评标专家：

（一）已抽取的评标专家属于本办法规定需要回避的；

（二）已抽取的评标专家未能按时参加评标活动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评标专家的权利、义务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评标专家每届聘期为3年。专家入库资格审查部门应建立健全评标专家档案，记录评标专家基本情况、评标活动、培训、不良记录、违法处罚等内容，并对评标专家档案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更新相关记录。

第二十六条 评标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接受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聘请，担任招标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

（二）按照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依法推荐中标候选人；

（三）接受评标劳务报酬；

（四）对评标专家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提出申诉；

（六）参加培训和评标活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七条 评标专家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执行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二）遵守评标纪律，不得与任何投标人或与招标结果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收受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其它好处；

（三）对评标过程保密，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商业秘密或其它情况；

（四）应当回避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五）持证准时参加评标活动，因客观原因不能出席评标活动的应提前请假；

（六）接受、协助、配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反映或举报评标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或不正当行为；

（七）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告知入库审查部门和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

（八）自觉参加有关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与考核；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八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投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招标项目主管部门或者对该项目有监督职责的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标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评标专家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未提出回避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发现后应当立即终止其参与评标活动。

第二十九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会同同级有关行政部门建立健全评标专家的继续教育制度。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主城数据库内评标专家的招标投标政策法规知识培训。

市建设、国土、交通、水利、外经贸等行政部门负责主城数据库评标专家的专业知识培训。

远郊区县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会同同级有关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评标专家的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

第三十条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建立健全评标专家的年度考核制度，对评标专家实行动态管理和年度考核。

评标专家的年度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

考核内容包括评标专家的年度出勤率、参加培训次数、遵纪守法情况以及每次参加评标时是否按时到达评标地点、评标公正性、评标纪律遵守情况等有关事项。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送评标专家的评价记录。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在评价记录上签署评价意见并存档备查。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行政监督部门签署评价意见后三日内将评价记录送对应的专家库管理端所在单位，由其录入评标专家库系统。

考核标准和实施细则，由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会同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认定，报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将其纳入备选，备选期三个月。进入备选的专家不再被抽取。备选期结束，系统程序将自动对其解禁。

（一）连续五次被抽到都不参加评标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评标且未事前请假的；

（三）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但未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

第三十二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评标专家资格：

（一）年度考核连续二次不合格的；

（二）一个年度内，二次纳入备选的；

（三）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

（四）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

（五）因工作调动，不再适宜担任评标专家的；

（六）因身体健康原因或年龄超过70周岁不能胜任评标工作的；

（七）经本人申请不再担任评标专家的。

因上述第（一）、（二）、（三）、（四）、（七）种情形终止评标专家资格的，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评标专家资格。

第三十三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认定后，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终身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活动，并在重庆市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平台公示。

（一）在知道自己为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后至评标结束前私下接触投标单位或利害关系人的；

（二）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泄露评标有关情况且情节严重的；

（四）明知应当回避不回避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四条 评标专家有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及时作出处理，并自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面通知专家的入库资格审查部门和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与评标专家档案一并存档备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中所称主城区，是指渝中区、南岸区、江北区、渝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巴南区、北碚区九个行政区和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北部新区四个开发区。

远郊区县，是指除主城区以外的区县（自治县）。

第三十六条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工作人员、评标专家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