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关的盖章不能免除媒体责任

杨涛


8月3日上午，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张雄诉《榆林日报》名誉侵权案。庭审中，被告《榆林日报》要求把佳县县委追加为第二被告，《榆林日报》指出，文章是佳县县委提供的，原稿中盖有佳县县委公章，故要求将佳县县委追加为第二被告。报社阐述的理由是：一是稿件系佳县县委盖了公章以县委名义提供的；二是对权威消息来源，新闻单位只有形式审查的义务，而不负实体审查责任；三是党委以公权主体形式存在，党团组织可以成为民事主体或者民事被诉讼主体；四是本案的特殊性，佳县县委应该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但曾任该县刘国具乡乡长的刘张雄却当庭表示拒绝。（《中国青年报》8月7日）
关于盖公章新闻稿的引发的侵权问题在前几年发生过，陕西省渭南日报曾报道过一起澄城县法院接受人大监督、纠正一件错案，文稿上盖有县人大办公室审定事实属实的公章。但澄城县法院一位法官认为有关内容失实，起诉渭南日报侵害了其名誉权。法院认为：“此稿虽盖有澄城县人大的办公室印鉴，但仍不能免除新闻媒体的审核责任”，判决渭南日报社承担侵权责任。
事实上，在实践中，的确很多报社将单位盖公章作为发稿的前提，也将其当作免除自身审核责任的依据。这样的做法，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并非没有道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司法解释上赋予了新闻媒体一项“特许权”：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是客观准确的，不应认定侵害公众名誉权。盖公章的新闻稿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但是它盖有国家机关的公章，形式上代表了国家机关的认可，并一般经过了机关内部的审核，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我们看到，在司法诉讼的实践中，许多证言都是以盖国家机关公章的单位证言的形式出现，被司法人员赋予了证据效力，说明国家机关的公章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样看来，盖公章的新闻稿似乎也应当享有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的“特许权”。
然而，盖公章的新闻稿并不能等同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首先，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有着严格的法定制作程序，这种严格的程序至少在形式中更能保证文书内容的准确性，而盖公章的新闻稿并无法定的严格程序，各个单位自行其是，不能有效保证其事实的准确性。其次，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强调了公开，便于了当事人知晓和及时提出异议，盖公章的新闻稿在发表前是秘密性的，当事人不能及时提出异议。再次，对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出现错误的事实，法律一般都赋予了当事人法定的异议和纠错程序，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及时要求其他国家机关或制作该文书的国家机关纠正，有关国家机关也有义务及时纠正，而盖公章的新闻稿除了在稿件发表后将国家机关推上被告席外别无选择。
因而，从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机关任意侵害的角度上看，就不应该免除新闻媒体对盖公章的新闻稿的侵权责任。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关来说，公民个人总是弱小的，国家机关要认定公民的不利事实，就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和提供公民有效的救济途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有必须给媒体设置一道保护公民防线，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实现弱小的公民权利与强大的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平衡，媒体要发表对国家机关提供的对公民不利影响的稿件，就应该慎重地核实，要求作者提供正式的文书或亲自进行调查，而没有“特许权”，也不能以“权威消息来源，新闻单位只有形式审查的义务，而不负实体审查责任”的理由免责。事实上我们看到，公民是不愿轻易与国家机关对簿公堂，本案中，刘张雄拒绝将佳县县委追加为第二被告的事实就可见一斑。如果没有媒体的慎重地核实的义务作保障，媒体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公民权利就更可能受到侵害，公民也不得不在受侵害时直接与国家机关对簿公堂，那么公民权利受侵害就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新闻媒体要求作者就新闻稿盖公章的做法并没有错，这样至少让其在内部进行多一次的把关，但是媒体绝不能将盖公章的新闻稿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放弃自身的审核责任，尊重事实和保护弱者毕竟是我们的底线。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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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法律人以及法治

杨靖


　　一、司法考试模式应当改，比如改成注会那样，否则逼得法律人一到考试就得闭门造车，深居不出，结果考过的大多有点书呆子气。同时，应该严格限制准入资格，法律职业不是卖红薯，不是推个车子架上炉子就能做生意，它是专业的行为，我们很难一个公民会把自己的切身利害官司交给一个没有深厚法律素养的考试能手。为何医师资格要严格限制呢？因为关系生死，人命关天，天为大。那法律不关系生死吗？恐怕很难下定论。法律执业需要一批法学院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不要是个人就给机会考试。——原因是，该考试操作性还是较强，即使没有相关学习背景仍有可能通过的。国家难道是觉得需要很快生产一大批法律人吗？从目前的需求来看，恐怕没有必要。

　　二、司法考试是法律人开门做生意的第一个门槛，相当于做生意要营业执照。但是我很难想象，市场上鱼龙混杂的法律职业资格证，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专利代理人，政府律师，律师，等等。简直比中药铺还丰富。是律师少了不够用吗，还是需要这样形形色色的法律职业相态？不好猜测。至少律师法的规定不允许上述五颜六色的职业队伍存在。此外，据我所知，从弱冠到耄耋，司考不知有什么魅力，真的是吸引了太多中国人的眼球。太想不通。在这样的司法背景下，貌似光鲜的律师在私下里是什么样的表情和心态，有几个正在拼命进入该行的痴迷者知道。

　　三、通常认为，律师权利或者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律师逐渐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按照上述标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进步，而且进步不小。但是，法治不仅仅这一个层面。是不是某国的公民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或程度最高呢？显然不是。看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状况，不得不深自暗忖中国法治建设前途的漫长。据统计，全国600多所法学院校，30余万名法学生，真难想象，在目前的法治状况下会需要这么多的法律人！我常在想，各大院校争相开办法学院，纯粹是为了在对外进行宣传时说自己教育门类齐全，学科体系完备，是综合院校。或许这只是戏谑之词，但客观的说，法学教育在量上确实有点过剩，那么质上如何呢？问题就在这。数量多，质量低，很像中国的人口问题。法律职业是经营职业，法学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像美国那样。中国法学教育这样的情况反映在法治建设上，就是人才不足，而人满天下。当然这也有好的一面，相当于普法的作用。但恐怕负面影响更大，更深刻。结果只能是：法学教育及法治建设后继无人，法制建设进程步履维艰。

　　归结起来，我个人认为，当前的法学教育应当重构。划分为法律职业性教育和法学研究性教育两类。前者在律师学院培养，律师由该学院制造，司法官从律师队伍中选拔，高薪引才、养廉。从资格准入来说，这种适合司法考试模式，但应像上述说的注会考试那样改革。对于后者，就不能以司考作为限制了。适于培养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家。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杨靖

注：本文原发表于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iyoungkings），读者可到该网页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