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将主要探讨在民商法发展历史中，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演进的历史轨迹，寻求两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互动与相互关系，并进而细分出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在两者个性与共性的碰撞中，本文将探究这个转变过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最后，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将对我国商法的现实任务与历史使命进行一番展望。
关键词：民事主体 商事主体
引言： 在今天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商法的触角可以说已经扩充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学者们所言的那样，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社会。在近代世界史上，商法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见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保护神。正因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11世纪起，西方社会就开始将目光投向它，重视它。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欧洲各国掀起了编撰商法的浪潮。时至今日，人类对于商法的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市场秩序的建立、资本的流通、市场主体的规范等方面确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在中国，对于今天这样一个人们能够耳熟能详的“法律名词”，把它放到20年前去的话，知道的人或许就没有几个了。正因为此，商法在我国的历史还很短，在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商法的观念、商法的意识还远未得到弘扬与树立。因此，在今天，高举商法的旗帜、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商法的精神，是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的。正如商法学者范健讲的那样“世界范围内的商事立法运动肇始于18世纪初，延续至今，它是人类社会迈向法制的重要一部。它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从无序到有序、从偶然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转变，实现了从上层建筑向经济基础的渗透。如果说，宪法的诞生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新世纪创造了政治基础上的法律基础，商法的发达则为“平等”、“权利”、“自由”在“尘世”的落实奠定和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它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乃至世界法律的同化产生着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商法时代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商法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典、法规和制度，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完善中国商事立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商法制度，重现商法时代的精神，这对于向现代化过渡的中国，其意义远非囿于一个法律部门和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商法对于奠定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础，对于变革民族和社会的观念，对于“民主”、“自由”、“权利”、“平等”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落实，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商法的进步是时代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法律主体与商事主体
在法律上，主体一词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通常指人。但是，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不仅仅是自然人，还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在法律上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主体一词的界定不尽相同。在民法中，民事主体是指享有权利享有义务的人；在刑法中，刑事主体是指因犯罪而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在行政法中，行政主体是指实施了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相对人；在国际法中，主体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行使者与义务承担者，即国家。
在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主体被分为公法上的主体和私法上的主体。公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不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国家、政府、政府的相关机关以及其他行为人；私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参与者的个人和组织。私法上的主体，在广义上，被统称为民事主体，它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在国家或政府参与平权交易时，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
二 民事主体向商事主体的演进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是部门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因此，商事主体也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本人认为探讨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应该归索于民法的历史发展中来。众所周知，民法又称“市民法”。在罗马法中，市民法是相对于万民法而言的。所谓市民法是调整罗马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中世纪的欧洲处于教会与皇权的铁桶统治之下，市民法曾一度衰落。17、18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资本主义革命风起云涌，近代市民社会开始形成。这为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法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基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更是近代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以次为开端，随后在欧洲大陆掀起了编撰民法典的浪潮。近代民法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苏俄民法典》相继诞生。虽然，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后，各国对民法典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民法典的基本框架是在近代形成的这一事实，却是不争的了。
人们常说：“民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相比教起民法悠久的历史，商法的历史应该说相应的就要短的多了。这主要是因为，一，古代人们的立法技术还没有达到给各个部门立法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古巴比伦，还是在古代的中国，人们都是用一部法典将各种事务糅合在一起。二，在古代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了主流地位，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缺少制定商法的社会迫切需要（这里面当然与古代重农轻商政策的因素有关）。基于这些原因，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文明中，完整而独立的商法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其实，在当时，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的法律还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包含于统一的法典之中，并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商事交易行为也是早就存在的了。追溯人类的历史，人们的交易行为应该说从很早的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易，再到后来的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以致后来较大的集市的出现，都可以证明商事交易活动很早就伴随了我们人类的祖先。但正如前面所言，悠久历史的民法和恒古就有的商事活动都不能说明商法自始就存在了。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商人习惯法。随着11世纪城市的成长，产生了商会，它领导了城市自治的斗争……由于商人已经成为众多独立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迫切需要对其利益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以实现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由于商会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有条件运用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自治规约，并实施于本商会内。该种规约于11世纪至14世纪之数百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 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爆发，人类历史进入了近代，在中世纪商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事法迅猛发展，开始向国家成文法过渡，各国开始编撰商事法典。与民法的相对稳定性不同的，商法在近代以来充分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特性，法德这些民商事立法典范国家的商法典都有不同程度的更改。尤其是进入到当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商法典的修改频率也明显加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法。
从上面两者的发展历史轨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在中世纪以前的社会，民法出现，其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市民社会的普通市民。而同时期的商法没有以成文法典出现，因而商事主体也没能够作为独立的主体对象被法律所规范。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在这一时期应该说处于雏形阶段，主要是公共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共同利益组织以及民间政治团体等。 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法人主体，主要是以财产为结合目的的共同体，而区别于现代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法人。
2 中世纪，民法受到压制。但该时期的欧洲，随着商品经济的成长，商人阶层开始出现，并自发的形成了商人习惯法，用以调整商事贸易。除了商人阶层的出现外，这时期，商法意义上的法人主体也开始萌现。如被称为“海上协会”的股份公司、“柯曼达”式的合伙等。
3 近代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封建势力的推翻，出现了近代法治的高潮。大量的民法典与商法典涌现。而突飞猛进的商品经济浪潮也对民商事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事主体进一步被完善，商事主体则出现了很多新的形态，比如有限公司、合伙等等。
4 进入到当代，各国民法典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商品社会，商法典则积极的应变跟进，对一些新的商事主体形态进行了规范。
三 当代商主体观念的变革：从商人到企业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所占有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它的存续和健康地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确保企业健康运营，避免破产、解散的企业维持制度成为商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传统商法中，无论奉行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原则，商人始终是商行为的主体，是商法调整的对象，商法在一定意义上被人们视为了商人法。虽然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是无可否认，这种立法体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不仅商法的反对者们对之持以否定观点，西方国家中有见地的商法学家们也早就对之抱着批判的态度。因为以商人为主体不仅导致理论上存在缺陷，而且也与现代社会中企业所发挥的益发重要的作用不相匹配。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相当多的商法学家们认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商人，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和组织形式的企业；企业才是商法中的主体和商法调整的对象，才是商法的核心。由此，商法的任务就是调整企业在一定社会中的经营活动，即以企业的形态、企业的成立及消灭、企业的运营与管理、企业的资金筹措、企业的会计及决算、企业的交易等为调整内容。
可以说，将商法的调整对象由商个人变为商法人，不仅是理论完善的需要，更是商事法律适应现实变化的需要，这从更本上体现了法律与现实之间互动的关系。
四 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联系、区别
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等主体都属于商法所规范的对象。只不过在商法中体现出不同的特性罢了。具体来讲，商事主体可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事合伙（国家不能直接从事商事活动，其商事活动是通过其授权投资机构或部门来实现的）。
正如前面所言，商法作为民法的部门法，商主体因而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具有民事主体的一般特性，即主体的“自由与平等”性。但它又有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主体的特性。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因而“独立与自由”便是民法的终极价值，在民法的规范下，各民事主体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的“新关系”，它突出的表现为，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人格独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人格平等）。而作为商品经济产物的商事法，“安全与效率”便成了其终极价值。在其规范下的商事主体们以追求营利作为他们的最高目标。与此相适应，为了保障整个市场秩序的建立与良性运转，商事法对进入市场的主体都进行了严格限制。实行对当事人严格义务和责任规定的严格责任主义。并且，民事主体相比，当代商法主体观念还明显的体现出从商个人向商法人倾斜的倾向，总的来说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
1 民事主体一般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统一为基础。但是，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之必备要件，行为能力则是非必备要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如未成年人，虽不具有行为能力，但已有权利能力，他就可以在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成为民事主体。与其不同，商主体之构成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行为在商法上应属无效。因此，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互为依存。
2 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不同时产生。一般情况下，就自然人而言，权利能力产生在先，行为能力在后，但商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总是同时产生的。
3 许多公法上的主体，如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但其不得成为商主体，不得从事商事经营活动，这就是各国法律所奉行的政府部门不得成为商事主体，不得直接经商办企业的原则。
4 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民事主体之构成，既有行为人积极行为，更有行为人消极行为的结果，如财产的继承关系，赡养、抚养关系等之中主体的形成。而商主体之构成，一般必须是行为人积极法律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商行为是行为人积极的、有意识的行为，非行为人自愿的、有意识的行为，将导致商行为无效。
5 商事主体的资格的取得一般需要在国家指定机关进行登记注册。因此，其主体资格存在取得与丧失的规定。而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不存在此种情况。其主体资格与生具有。
五 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的意义
从民事主体的出现再到完整意义上的商事主体的出现，这个过程看起来或许平淡而自然，但是深究其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个转变中蕴涵着巨大的意义。首先，从法律规范上来讲，我们都知道法律的出现都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需要它们来调整的社会关系。商法典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而且也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品交易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其次，从社会功能上来讲，商法典的确立，商事主体的完善规范，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和运转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商法典的确立，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体现，是商品经济领导世界的必然趋势的反映，也是为“平等”、“权利”、“自由”在“尘世”的落实奠定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从这些层面上来看，商法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了，可以说没有商法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社会。
六 我国的现状
1992年，我国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建立这一体制，我国加快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像《公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相继出台。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法律也不够健全。尤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残余思想，使得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还不具备商法的观念、商法的意识。又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中计划的色彩还比较浓。比如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的问题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在我国已加入WTO，即将与世纪经济接轨的情形下，重视商法、弘扬商法理念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商事立法不完善，立法混乱、各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还时有存在。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需要通过大量相关的法律制度来进行规范与协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我国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滞后，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刚建立不久有关。还比如，虽然我国目前存在一些像《公司法》、《票据法》等商事特别法，但却还缺少从民法过渡到商事特别法的一般性条款。还有就是存在着立法源头混乱的状况，致使各个法律之间出现相互冲突与矛盾的局面。例如，我国商事主体资格的取得需要在行政机构进行登记，但关于具体到哪一个机构登记，目前的法律规定还比较混乱。
2 政府职能不够明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只能仅仅停留在对整个社会的引导与服务这一层面上，而不能超越这个权利对企业、市场价格进行直接指导。但在我国，政府部门显然还没有适应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插手企业和市场的行为时有出现。这从更本上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3 国有企业问题严重。比如大量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国企进入市场的优惠政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
4 社会缺乏商法意识、商法理念。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残余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使得目前我国商法意识还比较缺乏。交易中欺诈、缺乏诚信的现象大量存在。
面对上面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着手：
1 完善商事立法，统一协调各商事特别法。完善商事立法，除了在将来需要加大商事立法力度外，我们还需要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加入与商法特别法相衔接的一般性条款，从而实现民商法的顺利过渡。同时，我们还应该协调好目前的商事法律，使得整个商法体系清晰、明确，从而能够有效的为市场经济的运转提供保障。
2 转变政府职能。这需要政府从更本上改变过去的那种“管家婆”的角色，而充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那只看不见得手。
3 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即对条件允许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则进行拍卖或者让其破产。同时需要打破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实行市场主体一律平等的原则。
4 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商法精神、商法理念。确立诚实、信用的商法道德，为市场秩序的建立提供道德上的保障。







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法上的自卫权的发展

王 磊*

［摘 要］自卫权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权利，也是所有国家尊重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一般性义务的例外。美国借口行使自卫权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对现存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和关于自卫权的实施条件的挑战。其行为是违反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现代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武力的威胁也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因而有必要在自卫权的条件上适当扩大，更好地保护国家的安全权利。而在设定此条件的时候必须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框架之内，以防止有关国家对此权利的滥用。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 国际法 自卫权 发展

一、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权

（一） 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权由来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萨达姆的被俘，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美国虽已基本结束了在伊拉克的战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理由，即伊拉克存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却一直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这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以及美国的“先发制人”的策略是否符合现有国际法的质疑。
考察历史，“先发制人”思维的实践由来已久。例如，1981年，以色列突然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一座核反应堆。其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该反应堆将用于制造攻击以色列的原子弹，因而，以色列有权行使预先性自卫权来摧毁此反应堆。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这一行动，明确拒绝了以色列的这一理由。再如，1986年,美国援引预先性自卫作为它反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理由。1986年4月，西柏林一家舞厅发生爆炸事件，44名美国军人受伤，1名美军死亡。美国认为这是利比亚支持的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于是，美军航母舰载机和远程轰炸机攻击了利比亚的两个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使利比亚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并摧毁了多处兵营和军用机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发表广播讲话说，此次行动是一次“先发制人的行动”，是一次“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任务”。美国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称此次行动是“对利比亚政府进行中的一次攻击的回应。”英国、以色列和南非对美国的此次行动表示支持，但法国批评这是一次报复行动。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利教授也认为，美国的此次行动不属于合法的自卫，而是一次报复行动。
2002年9月20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先发制人”战略正式纳入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强调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消除威胁，确保美国绝对安全。这一新安全战略思想的出台是基于适应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特别是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庇护恐怖主义国家和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的。美国“先发制人”新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强调在针对美国的威胁形成之前，就采取主动措施打击它认为可能是威胁源的恐怖势力及庇护或从事恐怖活动的国家。 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标志着美国正在放弃其冷战以来执行了几十年之久的“威慑和遏制”的战略，这一转变将根本改变美国的战略决策思维，并将对国际社会、国际法以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二） 国际社会对美国“先发制人”自卫论的态度
国际社会对美国“先发制人”自卫论的态度和评价基本是以反对的为主。从撕毁《反导条约》而致力于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到“邪恶轴心”论，再到“先发制人”战略，布什政府的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但有损联合国的权威，危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反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2年9月12日举行的联合国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强调，在多边体制中，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国家如果遭到袭击，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都拥有自卫的固有权利。但在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在国家决定使用武力来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更广泛威胁时，只有联合国才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外，而没有任何可替代的其他办法。 与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对以色列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攻击伊拉克的行为的谴责相联系，充分表明了联合国对此问题的态度，即只有取得联合国的授权才是合法的。
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中实际上只有英国坚决支持美国，充当着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急先锋，而德国总理施罗德甚至称布什是希特勒。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报道记者对澳大利亚前总理的采访中，他也指出:“要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联盟来反对恐怖主义，强烈反对以单边行动打击伊拉克，因为这将是对国际反恐联盟的一个重大打击。” 美国总统布什9月12日在第57届联大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措施迫使伊拉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那么，对伊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将是“不可避免的”。布什此言一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即对美国是否有权对伊宣战表示质疑。他说，对于伊拉克问题，根本的一点是要采取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的行动。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代表欧盟说：“欧盟决心支持联合国努力解决伊拉克问题。” 因此，从总体而言，欧盟对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是持反对态度的。
而中国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中国政府认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的根本性权利。任何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时，都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于有关的国际争端和问题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的基础之上，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而不应当诉诸武力或者用武力进行威胁。

二、美国“先发制人”自卫权的现实违法性

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行为是对即将到来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或预先性军事打击的行为，因此该行为又被称为预先性自卫。这种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文件的。
《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上述第51条中严格规定了国家行使自卫权的条件：一是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是国家的自然权利，即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二是自卫的前提是国家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三是自卫权的行使是在受到武力攻击之后，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之前，如果安理会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必要行动，自卫权的行使不得影响安理会的权责；四是会员国应将其采取自卫的办法立即向安理会报告。 因此，关于自卫的前提和时间，《联合国宪章》的条件是限定“受到武力攻击时”。而对于何谓“受到武力攻击时”，应理解为该国受到的是实际存在的武力攻击，并且只能是在受到武力攻击之时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必要的办法之前。但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并没有规定国家可以因遭到武力威胁而进行武装自卫。因此，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关于自卫的前提和时间，其他的有关国际法律文件也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北约组织宪章》第5条也要求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以受到“武力攻击”为前提。1949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第12条规定：“各国受武力攻击时，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权利”。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称：“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宣布：“依照《宪章》规定，各国受到武装攻击时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此外，在国际法学界对于什么情况构成合法的自卫有一些权威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在1837年著名的“加洛林案”（Caroline case）中形成的“加洛林规则”。在该案中，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提出自卫的必要性必须是迫切的、压倒一切的，并无别的选择，而且也没有时间来进行周密的考虑之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对抗措施必须既不能是不合理也不能是过分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国际法的主流观点是一个国家行使自卫权必须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只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才可以行使自卫权，否则即是非法的行为，实施国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美国的“先发制人”或者“预先性”的自卫是将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使用自卫权的观念，转为“先发制人”或“预先性”的武装进攻。这就是把原来较为客观而明确的标准，变成了完全可以自由裁量的主观标准。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武力的滥用。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自卫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美国对于其行为给伊拉克带来的相应损失也是应当负国家责任的。

三、联合国自卫权的现行条件的缺陷和完善

现行的国际法是否定“先发制人”的自卫的，即对于存在对本国的武力攻击的威胁的情况下的自卫。但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国家想要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打击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动，而另一国家在得到确实进行攻击的情报或存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要求其必须等到武力攻击开始之时才可以进行自卫就难免有欠合理之处。
《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虽然预先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非法的，问题决定于事实情况，特别是威胁的严重性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有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先性自卫可能比其他情形更加需要符合必要和比例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的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武力攻击已经开始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 德国的马兰祖克教授提出，“面对明显即将发生的来自他国的武力攻击，在所有可利用的外交手段皆已用尽之后，作为一种严格限制的例外，预防性自卫权是存在的。” 我国的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在其著作中也认为，在原则上，自卫权行使的前提不包括武力威胁，除非武力威胁到了不采取武力不能消除的程度，然而也只能作为自卫的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要分析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是否合法，必须看其对自卫权的行使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依上所述，这场对伊战争显然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随着苏东巨变以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联合国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国际法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以往对于一些国际法概念的理解也是随着世界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在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核技术或者其他先进的武器，使得其他国家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必须要求一国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行使自卫权，则有可能贻误时机，甚至面临亡国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允许该国面临严重威胁并且只有预先采取行动才是避免这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时，可以行使自卫权。但同时，又暴露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由谁来判断这种威胁的严重性。
关于这个问题，《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在实践中，每一个国家先自行判断自卫的必要是否已经发生。”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在“战争权之法律的限制”一文中指出，“依《非战公约》谈判者凯洛格的说法，关于自卫战争，国家自己是唯一的判断者。而美国元老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也是同样的说法。” 但是，如果把对于自卫必要性的判断权完全交给国家，也会使得国家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过于主观，从而可能滥用自卫权并对其他主权国家造成侵犯。因此，十分有必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最终判断是否符合自卫权行使的条件。正如《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所指出的，“除非取消自卫观念作为法律概念，或者听任自卫概念被用为掩盖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自卫行动的合法性问题适宜于也应该最后由一个司法权威或一个政治团体（如联合国安理会）予以断定。如果有关国家拒绝将这个问题交付公正决定，或不遵守公正决定，这种情形就可能是在自卫行动的伪装下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国际法上的自卫权与国内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对比，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上属于防卫错误的两个概念：假想防卫和防卫不适时 。但是，笔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不同的。国际法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而国内刑法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也有的国家还包括法人）而言。如果在国内刑法的层面赋予自然人可以在符合某种条件的时候对确实预见到的危害进行防卫的话，那么这种权利在现实中是及其容易被滥用，也无法为行使这种特殊的权利而设定相应的监督机制，而且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一种非常不可预见和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国际法层面就有所不同。国家若采取某种国家行为，其决策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现存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这比国内机关对自然人的监督要更具可行性。
在处理这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方面，笔者认为倒是可以借鉴WTO中有关保障措施的行使条件。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二条的规定，“一成员只有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WTO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是主要解决国家、地区和一些经济组织（如欧盟）相互间的贸易方面的问题，推动世界的贸易自由化。这与刚才谈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是有其共性的。其主体是基本一致的，也都是解决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一个是经贸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现实损害和潜在威胁的可能性，而且两个潜在的威胁都极易转化为现实的损害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在国际经贸领域允许国家对“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采取某种措施，当然也应该允许国家在安全方面存在“遭到武装侵袭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采取某种预防和避免措施，以防止酿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害。当然，对后者的采取措施的条件的设定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权利一旦被滥用将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国的侵略。
在设定这项可以对针对国家的潜在威胁行使自卫权的条件时，笔者认为在联合国现有的条件基础上，可以设定相应的报告程序。当国家欲行使此权利时，必须先行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在得到许可后，方可行使对潜在威胁的自卫。并且，该权利必须在联合国的专员监督之下实施，以保证在实施过程中的滥用权利和自卫权行使限度的问题。当然，加上经过联合国安理会许可通过这个程序有可能延误时间而造成对该国的损害。但是，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这是防止国家对该自卫权滥用的现行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设立专门的国际机构以及更有效地均衡权利的授予和权利滥用的机制被创造出来以前，这是最具可行性的。

四、结 论

美国所实施的“先发制人”战略，而抛开联合国，自己采取行动是对联合国基本使命的挑战，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对联合国加强自身机制的机遇。
联合国应切实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的影响，适当扩大对于行使自卫权条件的解释，同时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以防止国家对此种自卫权的滥用，以避免国家以行使自卫权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侵犯他国主权和任意干涉别国内政或其他非法目的。另外，联合国也应当加强安理会的作用，更加积极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武力的发生，抵制单边主义的形成。
总之，作为国际法的“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的一个例外，国家可以单独或集体行使的自卫权的前提必须是在受到武力攻击或威胁之时，并且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或许可。而这个前提的有关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还需要在国际法范围内进行切实有效地发展和完善，并且进而强化其强制力和约束力。而作为一个总的要求就是必须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框架之下。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各个国家团结一致，相互合作，才有利于更加有效地防止少数国家滥用自卫权，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真正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互助、合作的国际秩序。


Abstract: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s an inherent right of the country, and is exception of the general obligations of all the countries to respect for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USA has excused itself from warring against Iraq by implementing its right of self-defense, which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collective safety system and the conditions of implementing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present UN Charter. And the war against Iraq violate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s. Owing to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thread of force is becoming a potential danger greatly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the country.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implementing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 of safety of the country.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in the collective safety system of UN for preventing the abuse o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by relative countries.

Key words: Iraq war, International law, Right of self-defense

*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2002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