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的刑事政策

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种，是指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刑的罪犯，由于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某种特殊情况而变更刑罚执行场所和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刑罚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应当包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从狭义上讲，则仅指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自由刑执行的一种变通，指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罪犯，本应在监狱或拘役所服刑改造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禁状态下执行刑罚，依法适用暂时在监狱或拘役所外执行刑罚的制度。 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的重要内容，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也是当前行刑社会化(社区矫正)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体现刑罚人道主义的重要制度。 我国目前法律规定，有暂予监外执行批准权的有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看守所)。本文主要从监狱管理的视角分析暂予监外执行。 从世界刑罚史来看，刑罚的适用总体上向轻缓化发展，大体经历了肉刑和生命刑主导、普遍适用监禁刑(自由刑)为主、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并存，以非监禁刑为主等三个发展阶段。非监禁刑和非监禁措施等刑罚替代手段在两方国家大量使用，由于我国重刑主义的传统，与监狱学有关的内容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冷门，对监狱行刑制度的具体研究探索不够深入。从客观上讲，刑事司法实践中监禁刑的使用相当普遍，非监禁刑的适用受到严重制约，中国行刑社会化的程度处于初级阶段，社区矫正的试点也不过几年时间，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存在理论、法律和实践的障碍。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尚有许多值得完善和挖掘的地方，制度的优越性远未有效发挥。 本文试图对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刑事政策意义，结合某省监狱管理机关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实践，剖析当前暂予监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提出了几点初浅的建议与思考。
一?暂予监外执行法定的几种特殊情形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管改造场所执行刑罚，而暂时变更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的一种行刑制度。暂予监外执行有三种情形：（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生活不能自理的。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有两种：一种是对判决、裁定生效后尚未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罪犯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另一种是在刑罚执行期间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又称保外就医。由于暂予监外执行改变了执行的场所，其执行机关与执行方式的变更大大降低了被执行人人身自由被剥夺的程度，故一直成为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进行法律监督的重点。
二?现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不足
　　（一）暂予监外执行折抵刑期的规定有违刑罚之目的。刑罚的目的有二，报应目的与预防目的，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惩罚性和教育性在刑罚目的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体现。①为了体现刑罚的目的，对刑罚执行地点、场所、方式的变更总是以罪犯主观上有醒悟，客观上有悔改为前提，而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则是以罪犯客观上不能服刑为前提的。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监外执行的规定比较全面，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其表述为“推迟自由刑的执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在发现受有罪判决的人有精神病的情况下，对自由刑的执行应当推迟。2、前款规定同样适用于受有罪判决人患有其他疾病，执行几乎会对他带来生命危险的情况。3、根据受有罪判决人的身体状况，立即执行与监狱的设施不相容的，也可以推迟刑罚的执行。4、如果有重要理由，特别是公共安全方面的理由与1、2、3中的情形相抵触时，对执行不允许中断。②由此可见，德国实行的监外执行期间是不能折抵刑期的，只是推迟了服刑的时间而已，这既能避免执行腐败，也有助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
　　（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我国法律规定：刑罚执行期间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由于暂予监外执行实际上就是对原裁判的变更，上述规定实质上表明执行机关可以随意“变更”人民法院的裁判，这种程序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在于其执行力，
　　从法理上讲，法院裁判的权威性不仅来自于法院本身在一国权力架构中的特定地位，也来自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审判权的运用过程。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行使的是刑罚权，其对犯罪行为人应受到的刑事处罚应做出庄严慎重的裁断。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规定：提前免于服刑的程序中，被判刑人因患精神病而免于服刑的报告，由执行刑罚的机构或机关的首长向法院提交，在提交上述报告的同时，向法院送交医疗委员会的鉴定和被判刑人个人档案。被判刑人因患其他重病而免于服刑的报告，由执行刑罚的机构或机关的首长向法院提交。在提交上述报告的同时，向法院送交医疗委员会或劳动医疗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和被判刑人个人档案。报告中应包括说明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表现的材料。③可见，俄罗斯对因病难以继续服刑的罪犯，在刑罚变更上比我国更加彻底，即可以免于服刑，但这是建立在法院裁判的基础之上，是在维护法院既判力的前提下进行的。
　　（三）监外执行监督滞后产生的监督不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批准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可见，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只有在相关的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通知书到达检察机关之后方可进行监督，这种事后监督力度明显不足，加之法律对于不接受监督的行为如何制裁未做出明确规定，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
　　三、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司法机关之间配合不到位。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是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公安机关对在自己辖区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基本情况并不能全面掌握，个别情况下，甚至根本不知道本辖区内有这样的罪犯。究其原因，一是人民法院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判决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送达罪犯所在地的基层派出所；二是监狱等机关的相关决定只送至县级公安机关，而县级公安机关不能及时送达基层派出所。三是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不主动向基层公安机关报到的，没有进行处罚。上述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执行机关对于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基本情况根本无法全面掌握，实践中监管不到位。
　　（二）暂予监外执行到期后收监工作迟缓。《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5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派出所应当及时与监狱、看守所、拘役所联系，予以收监。但是实践中存在大量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到期后未被及时收监的现象，甚至有时罪犯刑期已满仍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
　　（三）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作为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应当对这些罪犯建立专门档案，由专人负责监管，并同基层组织或罪犯原所在单位一起对罪犯的日常活动进行监管。但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繁杂，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加之基层组织与相关单位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以致出现了无人监管的现象。
　　（四）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不够。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对刑罚执行过程的全程监督，当然也包括对监外执行过程的监督。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年年开展此类专项检察活动，年年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由于该通知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因而违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现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层面的完善。在立法上取消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而代之以“刑罚中断执行制度”。对于罪犯的保外就医、怀孕或哺乳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可以进行监外执行，但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刑罚执行期间，只是刑罚执行期间的中断，当产生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应立即将罪犯收监，继续执行未执行完的刑罚。这样既可以杜绝罪犯试图通过暂予监外执行来逃避刑罚的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暂予监外执行机关司法腐败的根源。同时重新设计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让刑罚变更权回归审判机关。笔者建议由监管部门提出暂予监外执行意见后，连同相关案卷移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在收到意见书后应当组织审查，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程序，通过综合分析作出相应的审查意见后，由监所检察部门提交人民法院合议庭进行裁定。此外，赋予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过程中的强制监督权，这对于预防和减少监外执行中的不规范行为亦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二）将监外执行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中。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同时可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刑罚执行活动。随着人们对传统监禁刑弊端认识的深入，社区矫正已为许多西方国家大量采用。社区矫正可以让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对象相对集中，便于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在非监禁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执行过程中，引进社区矫正制度，同时可将监外执行也纳入其中。建议由司法部门作为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有关监外执行的法律文书直接送达至罪犯居住地的社区司法部门，由该司法部门统一建档，统一管理。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经验，采取强制性社区服务、心理矫正、定期报告、医疗报告、检察监督等制度，构建社区矫正体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监外执行送达和监管不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减少了行刑成本，更有助于罪犯自身的改造与回归社会。
　　（三）充分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权。笔者以为，《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的检察机关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的期限是检察机关发现暂予监外执行不当而提出书面意见的期限，并不能将其理解为检察监督的起止期限。驻监（所）检察室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与监管机关沟通、协调，将检察监督前移。建议监管机关建立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公示与听证制度，重点监督是否存在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对于事前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监管机关进行沟通，沟通不成的可以建议上级检察机关与其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对于暂予监外执行法律文书送达不畅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完善内部送达机制，同时，要求人民法院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2条的相关规定，将生效的判决送达至被告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对于基层派出所对暂予执行罪犯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建议县级公安机关予以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四）积极寻求上级部门的支持。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在目前监外执行过程中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于监外执行的决定、执行与监督涉及监狱、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等多个部门，仅仅依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对此，可以采用书面汇报的办法，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同级人大或者政法委员会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目前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法律监督中可以运用的监督方法极其有限，故检察机关对于数次就同一问题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仍不予纠正的，可将相关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大或政法委请求予以解决，同时，将问题向上一级检察机关书面报告，这样更加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作者：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李东

股东签名不真实的登记材料之效力简说

卫 勇


股东签名不真实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应如何认定，也一直是个争论很大话题。
　　股东会决议制度是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将多数股东的意思吸收为公司团体的意思，以实现公司维持目的的制度。股东会决议有约束公司及其机关的效力，对于公司、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主体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有瑕疵的股东会决议，如何认定其效力并进行适当的法律救济以保护利害相关人的利益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新《公司法》将有瑕疵的股东会决议分为两类，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律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了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2款又规定了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在这里，新《公司法》将有瑕疵的股东会决议分为了无效决议和可撤销决议。本条当中，并未具体规定股东签名不真实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偶认为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这二个最重要的公司文件的股东表决、签名事项，如无特殊原因，一般要求本人亲自签署；对其他登记文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一般可以委托代为表决和签署。登记人员可建议申请人在公司章程中进行规定。另外，即使是非股东本人签署，登记机关在没有股东申请撤销或者认定无效的情形下，或者即使是申请撤销或者认定无效，工商机关登记机构既不宜认定可以撤销或者无效，办案机构也不宜认定为提供虚假材料而予以论处，而应中止登记或者办案，建议申请人提起民事诉讼，进行判决后依法登记或者处罚。
关于追认的问题，偶认为，虽然公司法和合同法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但是公司法作为商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法虽然离不开民法，但是商法的独立性日渐凸显，商法中的代理权规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民法的那些古老规则了，这在商法的立法中已经成为共识。具体到公司法，股东不仅依法享有其财产权，更重要的是其还依法享有不可替代的身份权。　　
偶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股东签名不真实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关键在于：判断该签名事项的性质。即属于违反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的瑕疵，则应判定为属可以撤销的股东会决议，即说白了，就是对其有利的，可以不而且也不会申请撤销，对其不利的，其自然就会行使撤销权，但是有时也存在虽然不利，但综合考量后，不行使权利的情形。总之，当事人可以行使选择权；决议内容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瑕疵，则应判定为无效的股东会决议。
　　股东会会议的内容是股东转让股份，完成股权变更，同时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处分的是股东的实体权利。股东转让股权应当是股东处分私权利的自愿行为，并且应当由股东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直接作出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冒用签名，而事后对此否认的情况下，实际是违背该股东真实意思的侵权行为，其结果损害的是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股东签名不真实属于实体法上的瑕疵，即个别或者部分股东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损害了股东会这个公司团体的意思，因而股东签名不真实的股东会决议应判决为无效决议而非可撤销的议。
但是，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表决并授权签署。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强，最好在公司章程中做出明确规定；股份公司资合性强， 且股东数量多，可书面委托签署。这是公司法的一个未定事项，有待立法明确，象外资法一样做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