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30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2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治固体废物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适用本办法。在海洋上产生的移至陆地上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目标和措施，纳入环境保护规划，逐步增加财政投入，并负责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研究、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提高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率。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集中贮存、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和场所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建设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处置设施和场所。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技术规范，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六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监测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机构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监测机构承担。

第七条 建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以及贮存、利用和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项目，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设有环境风险评价篇章。

第八条 建设以进口固体废物为原料的生产加工项目，必须对进口固体废物的贮存、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价。未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该项目建设。

未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者环境风险评价报告的，有关审批机关不得批准该建设项目的建设。

第九条 环境风险评价由具有环境风险评价资质的单位组织实施。没有环境风险评价资质的，不得进行环境风险评价活动。

第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以及贮存、利用和处置固体废物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建设单位必须向原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者环境风险评价报告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验收。验收合格的，发给合格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第十一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依法进行申报登记。申报登记后，原申报登记的种类、数量等事项有重大改变的，必须提前十五日向原申报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因突发性原因使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的排放有重大改变的，必须在出现变化后十二小时内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的建设标准、建设规范，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的建设及运行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组织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备性能的使用认可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认可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备。

第三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一般规定

第十四条 对产生固体废物自己可利用但不利用又不提供给他人利用的单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利用或者无偿提供给有利用条件的单位利用。

第十五条 禁止将固体废物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场所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

将固体废物转移给有污染防治设施、场所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的，必须明确双方在防治固体废物污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选择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方式、技术和设施，并采取防扬散、防流失和防渗漏等措施。不得随意堆放和倾倒工业固体废物。

第十七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和动物产品加工的单位应当设置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并对饲养、屠宰和加工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丢弃、堆放或者倾倒。

第十八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地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固体废物的集中贮存、处置设施和场所。

第十九条 禁止本省行政区域外产生的不可利用再生产的固体废物在本省倾倒和堆存。本省以外可以回收利用的固体废物需要移进本省的，由接收单位向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按管理权限批准后方可转入。

第二十条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确需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报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开发、利用已关闭、闲置、拆除的固体废物填埋场或者焚烧场的，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开发、利用已关闭、闲置、拆除的危险废物填埋场或者焚烧场的，必须在其环境影响评价中设置环境风险评价篇章，并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报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采用无害化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方法集中处置城市生活垃圾，逐步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

第二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实行袋装，并在指定地点集中堆放。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规划，逐步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第二十四条 禁止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中使用不可降解和难以降解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鼓励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使用易于降解或者可重复利用的餐具和包装物，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优惠。

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应当对可以回收利用的产品包装物和容器进行回收利用。

第二十五条 从事建筑、安装、装修施工活动的，应当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清运、处置建筑垃圾。

第二十六条 从事客货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收集运输活动中产生的垃圾，并送交生活垃圾接收设施集中处置，不得在运输途中丢弃、倾倒。

车站、机场、港口和城市中的集贸市场应当按照设区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建设封闭式垃圾收集设施，并将所收集的垃圾送交所在地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场所集中处置。

第五章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七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治环境污染的责任制度，并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随意堆放和倾倒。

第二十八条 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处置经营活动，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九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和场所建设的环境风险评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建设和运行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和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按照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制定危险废物接收、化验分析、贮存、处置、监测、操作运行等规范和安全防护制度。所接收的危险废物必须与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类别相符，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标准进行处置。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和场所实行有偿使用，其收费标准和使用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活动中产生的残余物、渗出液等，应当妥善收集和处置，不得随意堆放和倾倒。对类别和危害性不明的，应当进行危险废物鉴别，并妥善收集和处置。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活动中产生或者溢出的气体可以回收利用的，应当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需要排放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的有关标准，并采取措施，防止空气污染。

第三十二条 运输危险废物，必须使用符合相应标准的包装物、容器和运输工具。

运输废碱、废酸和废有机溶剂等固态、半固态的腐蚀性危险废物，必须使用防腐蚀容器。

对相互碰撞、接触容易引起燃烧爆炸或者造成其他危险的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防爆、防燃、防碰撞和其他安全隔离措施。

遇热、遇水、遇潮容易引起燃烧爆炸或者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隔热、防水、防潮和防泄漏等措施。

第三十三条 危险废物的容器、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单位应当加强对识别标志的维护和管理。

第三十四条 农药和有毒、有害化学制品的包装物、容器应当回收，不得随意丢弃或者混入其他固体废物中。

医院临床废物和科研单位产生的携带病原体废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销毁，禁止将其混入非危险固体废物填埋或者焚烧。

有条件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统一安排集中处置的设施、场所，对其进行焚烧或者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回收废旧电池。

第三十六条 直接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工作的人员，必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未经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工作。

岗位培训和考核实行分级管理。

第三十七条 危险废物的贮存、处置设施和场所经批准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其管理单位应当对有关设备、土地以及残余的危险废物进行消除污染处理，并做好有关的监测和管理工作。

堆放或者填埋过危险废物的土地必须采取有效的封闭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申报登记，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贮存、处置过危险废物的土地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准而擅自开发、利用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地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新建固体废物的集中贮存、处置设施或者场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未经许可或者未按照经营许可规定，擅自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或者处置等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运输危险废物未使用符合相应标准的包装物、容器、运输工具或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污染事故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危险废物的容器、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将农药和有毒、有害化学制品的包装物、容器或者医疗、医药废物混入其他固体废物中贮存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受到固体废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依法赔偿损失。造成固体废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第四十五条 违反国家和本省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固体危险废物，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环境违法行为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由行政监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马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教授




关键词: 人的尊严/国家权力/尊卑等级/侵权/国家义务
内容提要: 国家权力也有尊严，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侵犯人的尊严有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当权者的侵犯、“上位者”的侵犯、多数人的侵犯等等。国家权力直接侵犯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往往危害更大，而最严重的侵犯人格尊严多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


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人的尊严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笔者同意将其中的“人格尊严”做广义解释，“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其实与其诸种近似的用语在语义结构上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可以“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1]

一、人的尊严高于权力的尊严

国家权力也可以、也应该、甚至也必须是有尊严的，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国家公布的法律全社会都必须遵守，政府依法作出的决定人民必须遵循，法庭的肃穆与庄重、法官缜密而慎重的判决都体现着法律的尊严，国家元首代表国家所拥有的尊严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但是国家的尊严、国家权力的尊严，都不能超越人的尊严，也不能建立在牺牲人的尊严之基础上，如果没有人的尊严、只有权力的尊严，这样的社会必定是非人道的、专制的、黑暗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一个君主立宪性文件曾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1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2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公然将皇权的尊严摆在首位，置于普通人的尊严之上。今天这样公然捍卫皇权尊严的论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其变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国家的尊严优越于公民的尊严、甚至可以践踏人的尊严等等观念及现象、甚至制度还没有完全消失，如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我国的文革时代在践踏人格尊严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宪法把人的尊严放在国家的尊严、集体的尊严之上予以明确的优先保护地位，是人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在我国这样人格尊严尚未得到完全保障的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具有一种旗帜性的作用，为我们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国家和集体也有尊严，这种尊严也受法律保护，一旦有人侵犯也要予以法律制裁（如对某社团造成名誉损害、侮辱国旗、诽谤国家元首等），但这主要不是宪法的任务，宪法所捍卫的“人的尊严”是个体的尊严而不是集体或国家的尊严，尊严的主体是个人——普通的个人。它强调尊严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而不仅仅是多数人享有的，更不是某个人（君主）或少数人（权力者）享有的。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实现人人平等，但不同地位的人在法律上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人格。

大官在小官面前的尊严、小官在百姓面前的尊严、富人在穷人面前的尊严其实只是权力的尊严、地位的尊严而不是人的尊严。尊严一旦建立在侵犯他人的尊严之基础上，这种尊严本身已经没有尊严而只剩下畸形和变态。皇帝看到碍眼的大臣被打得皮开肉绽，群众亲自批斗、殴打、羞辱“阶级敌人”，其泄愤的快感可能是极其相似的。在这里，被羞辱者丧失了尊严，羞辱者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尊严（恐吓、威慑都不能建立尊严）。以观看同是人类的“他人”之痛苦为满足，从侮辱他人中得到享受，不论以多么正义的名义，不论当时的制度是如何予以支持，这都是人类的大恶，是人性的扭曲、权力的变态。

二、侵犯人的尊严之类型

侵犯人的尊严，根据侵权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一是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如甲诽谤乙，丙侮辱丁。个人间侵犯尊严的现象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旦违法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受到法律制裁的，一般由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出面就能够加以制止。

二是当权者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通常表现为制度性的践踏尊严，有根有据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如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当众打屁股、法庭上动辄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行为模式都已制度化。“中国古代的帝王，历来以剥夺各级官员的人格尊严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可以给予高官厚禄，可以给予良田万顷，也可以给予平反昭雪，但是绝对不给人格尊严”。一群太监举起板子“从生理上摧残着旷世学者和年迈将军”，“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到同样的惩罚。不管你年岁多高、学问多深，时时都有可能扒下裤子、皮开肉绽。有关尊严的任何含义，在这儿荡然无存。”任何官员见到皇帝，都必须双膝跪地，自称奴才，“不管这位大臣职务多高，年纪多大，与皇帝的关系多深，也不管他是否有过战功，或者挽救过王朝，都必须颤颤巍巍地跪下来，而且长跪不起，除非皇帝下旨‘平身’”。这种礼仪表面看是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但其实“主要是为了剥夺群臣的尊严”，似乎只有剥夺了群臣的尊严，才能树立、巩固皇权的尊严。 [2]而在宪法眼里，不论是君，是臣，是民，他们首先都是人；权力可以也应该分成等级（呈阶梯状），但人的尊严没有等级，不论是“旷世学者”还是“年迈将军”，作为人，他们应当有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在“君”面前“臣”也应有人的尊严，在“臣”面前“民”也应有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并不排斥权力人也有尊严——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一方面是对他作为国家主席（权力人）尊严的侵犯，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作为普通公民（权利人）所享有的人格尊严的践踏。

三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上位者”不限于权力人）。我们的等级文化总是把尊严给了“上位者”，儒家找回人的尊严的办法，“是在社会上搭建尊卑之间的梯子”，这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成了一种强大的实践。” [3]全社会都严格按照等级来分配尊严，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尊严也越多，越到下层尊严越少，最底层就几乎没有了。即使现代社会“上位者”的尊严建立在“下位者”的无尊严基础上之现象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是师道尊严，而学生（有时还连带学生家长）是被训斥的对象；在军队某些军官的尊严建立在将士兵当作杂役、奴仆的基础之上；在企业是老板有尊严，对违纪的员工可以当众罚站甚至游街；在商店旅馆，店家有尊严而顾客随时可能被搜身或扣押；在机关里领导的尊严不容侵犯，“下位者”只能保持谦卑，如果群众在领导面前强调尊严会被认为是“犯上”，至少是无礼；在家庭内，家长制赋予父亲以最高尊严，至今仍有男人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看似为了尊重对方而故意自谦，却突破了人格尊严的最低限度”； [4]在大都市，城里人在乡下人、外地人面前以傲慢的语言、夸张的表情显示身份的尊严，以反衬对方的卑微，以致那麽多民工感觉在城市活的没有尊严；在整个社会，在各行各业，是有权人、有钱人、成功者在普通人、穷人、失意者面前趾高气扬，尽情挥洒优越感，而下位者似乎应该忍气吞声，低眉顺眼，抬不起头挺不起胸，活的憋屈，得不到社会最起码的尊重。

四是众人对个别人尊严的侵犯，如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通常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尊严的蔑视，那么，有时候多数人也会践踏少数人的尊严，轻则禁止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决定，以示排挤、不接纳，重则对他们进行批斗、游街示众，令其当众出丑，颜面扫地。这可能表现为一种大张旗鼓的、理直气壮的剥夺少数人尊严的运动，公然地分其财产，剥夺其自由，践踏其尊严，并不时伴随有暴力，从而显得愈加野蛮。当众殴打不仅构成对一个人的肢体伤害，而且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不仅造成人的肉体痛苦，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精神创伤，人在暴力下是没有尊严的。 [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只有“上位者”有尊严，而“下位者”总是没有尊严或较少尊严，而“下位者”往往又是多数，因此长期的不满积压在心里，终于喷发之时常常表现得十分极端：把那些昔日的“高贵者”彻底打翻在地，尽情羞辱，彻底毁掉他们的尊严，以泻心头之愤。这实际上是一次尊严的重新分配，让长期有“尊严”的失去尊严，让长期没有尊严的得到“尊严”，而不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

三、最恶劣的侵犯人格尊严：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

侵犯人格尊严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少数人或多数人，还可能是集体（如单位）、或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直接侵犯人格尊严、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可能危害更大，纠正更难，一个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往往与权力的介入有关，甚至是由权力一手操办。正因为此，宪法捍卫的人格尊严主要是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人的尊严，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不仅将人的尊严定位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在宪法上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 [6]

侵犯人的尊严最严重、最骇人听闻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国家权力打击人的尊严之需要与民间的某种不满心态相结合，当局通过权力资源广泛地宣传动员，鼓励倡导，与民间的某种狭隘心理、排外、仇富情结一拍即合，将人性中一些恶的意识贴上公平公正的标签，转化为民众自动的服从，甚至积极的参与，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权力需要打倒一些人，进而不择手段（有时表现为无权但有权欲的人企图“夺权”），民众需要宣泄他们心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没有自控的底线，于是权力“借力”于民间，共同发威，不仅将“敌人”打倒，而且将其人格踩在脚下，肆意凌辱。如果对方还有一些道德瑕疵（如男女作风问题），那就怎么摧残都不过分；如果没有，也可以给对方编织出一些“丑闻”（反正只有我们口诛笔伐，不许你“乱说乱动”）。“文革中打倒各种名人，总有一个程序，先是捕风捉影地宣布他们有这样的‘历史问题’，那样的‘历史问题’，然后不容他们辩驳，就开始挂着牌子游街，戴着高帽子批斗，也就是说，立即毁损他们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一打掉，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畅通无阻了，比如剃阴阳头、浑身倒黑墨水等等。到这个时候，什么‘历史问题’早就成为一种借口，全部行为的重心只剩下了污辱。”“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什么问题、什么历史都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就是污辱，以及被污辱者对于污辱的反应。” [7]游街示众在古代多是当权者所为，民众围观看热闹，间或也参与（如吐口水、扔石块、欢呼喝彩等）；在文革中则多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但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受到权力的怂恿。民间有时具有比权力更大的摧残作用，强权摧毁不了的正直之士却可能被“群众”击跨，在众人的喊打声中无法辩解，无力反抗，只有低头认罪，甚至还要自证其罪（揭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思想）、自我宣判（游街时敲锣高喊“我是走资派”、“我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民间出手本来就很难掌握分寸，如果再有权力在背后撑腰，就表现得格外嚣张、野蛮、残忍；本来人多势众就似乎具有“正当性”，加之最高权力又予以鼓励——“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于是就完全无法无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权力侵犯人格尊严的社会基础，权力洞察、挖掘、利用人性之恶并将其包装为“民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风俗习惯、民众心态往往是国家制度的坚强后盾，如果有恃强凌弱的文化，有阶级仇民族恨，有众人从侵犯他人的尊严中获得快感的潜意识，权力侵犯人的尊严就易如反掌。

但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可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民间的激情一旦引发，可能当权者也未必能控制得了。权力暂时容忍、默许甚至鼓励民间的暴力行为，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这种需要一旦满足，或民间所为超过权力允许的界限，权力就会出面制止。民间若听从权力劝告则可能表示一种持续的忠诚，不听劝告则可能引发当局也无法控制的大规模骚乱。 [8]所以不是所有权力都敢于如此冒险，只有那些特别具有领袖魅力的当权者才能审时夺势、洞若观火、掌控民心；且即使是他们，如果有其它更低成本的途径可行，一般也不会轻举妄动，毕竟这样做的社会代价太大了，不仅践踏人权（这是他们的次要考虑），也不利于权力的统治（这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在任何社会，权力易手都是常有的，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战胜对方获得胜利也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打倒”一些人，搞臭他们，让他们名誉扫地，都是可以的。但“打倒”的方式不应是暴力，搞臭名声不能是无中生有（否则即是诽谤）。如通过选举也可以让对方下台，交出权力；对手如有贪污受贿、品行瑕疵，也可以通过媒体让其声名狼藉，但不能采用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方式。即使对手犯错、犯法、犯罪，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免去其高官厚禄，可以没收其万贯家产，可以令其名誉扫地，甚至可以剥夺其生命（死刑），但是不能侵犯其人格尊严，不能殴打、凌辱，不能批斗、游街、戴高帽，不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抛弃法制，将整个国家拖入混乱，置人民的安危于不顾。

四、国家权力有保障人格尊严之义务

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当人的尊严被侵犯时，被侵犯者有捍卫的权利，政府有帮助其实现权利的义务。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侵犯了某人的尊严而不允许其辩解（没有辩护权），不允许其捍卫（如起诉），这个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就是失职；如果政府对侵犯人的尊严之行为不加以制止，无动于衷，就是放纵践踏人的尊严；如果当权者自己就在实施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则是滥用权力，是权力非法；如果国家权力在民间制造、煽动、甚至鼓励侵犯人的尊严，就是暴政。

侵犯人的尊严有的属于法律问题，有的属于道德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国家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名义侵犯人的尊严。如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而刑讯逼供、开公判大会， [9]为了纯洁公共道德而将妓女、嫖客、小偷游街示众， [10]以牺牲对人的尊重（如拆迁户）换来高楼大厦的迅速崛起。 [11]即使城市规划确实需要在某地段禁止小商小贩，甚至必要时做强制取缔，取缔时不仅要依法，而且应该保持文明礼貌，而不是充满呵斥、推搡、甚至暴力的野蛮执法，文明地行使权力既尊重了公民的人格，也展现了权力的尊严。其次，国家权力对已经发生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要依法处罚，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任何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都应依法制裁，及时纠正。 [12]再次，政府要积极采取种种措施帮助实现人的尊严，如通过立法保障人的尊严而不能制定歧视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3]国家不仅不能再发动政治运动践踏生命和尊严，而且要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受教育权，保障食品卫生及各种公共设施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如果公民连生命、健康都没有保障，基本安全都是未知，生命处处显得软弱无助渺小，人是无法活的有尊严的。

在道德层面上，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来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这种引导首先表现为权力的榜样示范作用，权力若自制、自谦，尊重人格，社会风气往往也温和平顺；权力若好斗、残酷，社会就很难与人为善。文革中许多热血青年高呼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领袖语录实施着野蛮的批斗，模仿着最高权力的语气表现出埋葬“异类”（阶级敌人、反动派）的“英雄”气概。即使今天，对权力的奉承、在权力面前的谦卑也往往是模仿出来的，是官场引导、教育的结果，网民的对抗、激愤、漫骂与权力人的霸道、蛮横、打压训斥有直接关系，小人物学着大人物的样子宣泄愤怒，以满足自己畸形的优越感，粗口成脏，恣意诋毁，扣帽子打棍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权利越界（侮辱诽谤），是反法治。其次，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下位者的轻慢、蔑视，如果只是一种心态，一个表情，一种私下的语言，就很难构成法律上的侵权，国家此时不能为了急于实现公平公正，通过权力途径强制推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通过行政措施消灭部分人的优越感，打击势利眼，这样有可能出现更大的不公，甚至暴政。法律很难改造文化，文化只能由社会去逐步改变，一个人人有尊严的社会是“地位低的人敢于从容不迫的面对面、眼对眼地对地位高的人轻轻点头，反过来，地位高的人能够不靠架势对着任何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相视微笑”， [14]但这是不能通过法律强制而达到的。这并不是说政府在道德领域就只能消极地不作为，相反政府通过宣传、鼓励、肯定、倡导，包括用制度去强化某些行为模式，都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如树立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维护独立人格的典型模范人物（而不完全是听话顺从型的），倡导、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形成宽容的社会氛围，不要求对权力的声音人人表态、组织学习（说违心话必然损害人格），权力的身影能平和、平静、平常地出现而不兴师动众（以反衬小人物的卑微），等等。

一个社会严重侵犯人的尊严往往是有先兆的，一般是先出现在道德领域然后再扩充到法律领域，对此政府应有所警惕，不能任这种侵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毫不察觉，不能嘴上喊着保护人权，行为上却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义务，它不能以损害公民尊严为代价，以施舍的姿态帮助公民实现其健康权、安全权，并以此为条件要求公民交换尊严——每一次政府救援后都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感谢，甚至喊万岁，使人民为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不得不降低人格，没完没了地唱颂歌，表忠心，一而再、再而三地“谢主龙恩”，以彰显“皇恩浩荡”，这是在培养谄媚之人格，强化国民的奴性。又如权力过多地涉足公民的休闲活动也有损于独立人格之培养，本来民间唱什么歌、怎么唱、在哪里唱，都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政府若插手其中，动用权力系统、国库资金去组织规划，借此造声势，捞政绩，树立光辉形象，官民共同作秀上演宏伟的歌德剧目，这是在无形中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将个人爱好纳入权力需要，将民间活动上升到政治高度。政府如果总是利用而不是尊重民间的个人行为，就难以给个人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这种侵占（不一定侵占公民财产而是侵占公民的时间和空间）强化的不是自由而是专制的气息。如果公民的一切活动都是被组织的，公民就不再有发挥自己意志的余地，公民的业余时间都被侵占了，公民的自由也就所剩无几了。中国“现在正快速地走向富裕和强大，但富裕和强大未必能带来尊严，……尊严来自于非物质、非体量的一种精神软实力”。 [15]我们不能为了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而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能以牺牲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换取国家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我们期盼的现代化不仅有高楼大厦，而且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