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误区的根源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2、11”特大事故为例，探求责任认定误区的根源。提出了走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误区的思路。

简要案情：2004年2月11日19时20分，驾驶人魏某驾驶某汽运有限公司解放牌自卸大货车，载33.42吨（核载11吨），行至某国道895公里加700米下坡弯道处，由于车辆严重超载、超速行驶，车辆失控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驾驶人张某驾驶的依维柯牌客车（实载18人，核载17人）相撞，造成12人死亡，9人受伤。
事故原因分析：（1）重型自卸货车违法越线行驶。车辆行驶在下坡弯道处，由于运动的惯性作用，车速越来越快，车辆紧急刹车也未能控制住，越线与相对方向来车相撞。（2）重型自卸货车严重违法超载行驶，核定载质量11吨，发生事故时载矿粉33.42吨，超出吨位22.42吨，超载200%，使车辆刹车以及整体安全性能大幅度下降。（3）依维柯牌营运客车超员，遇紧急危险时也没有采取减速和相应避让措施。
事故责任：驾驶人魏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超速超载行驶，车辆失控驶入道路左侧，与超员未采取措施的相对方向客车相撞，发生12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应负事故主要责任；驾驶人张某驾驶的客车应负事故次要责任。鉴于两人均在事故中死亡，依法不追究其刑事和行政责任。[1]

这起事故中，交警队以张某驾驶客车“超员，遇紧急危险时也没有采取减速和相应避让措施”为由，认定张某负事故次要责任，笔者有不同意见。

事故发生的地点在下坡弯道处。重型自卸货车下坡，客车上坡。在重型自卸货车下坡途中，车辆紧急刹车也未能控制住，越线，然后与相对方向来车（客车）相撞。在这个过程中，试问：客车应该如何处理情况，才能做到“采取了相应避让措施”？如果客车向右打方向，客车将驶出路面。而且，面临着对向车辆的追着撞。对方车辆行驶中从对向车道冲向己方车道，客车向左打方向，拉着一车客人，驶入对向车道，赌一把对向车辆与己方车辆同时驶入对向车道后，成功避险？驶入对向车道，可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直接侵犯对方车辆的路权啊！那么，何来“遇紧急危险时也没有采取相应避让措施”？
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在上坡途中遇到飞来横祸，请问怎么减速？为什么不是加速躲闪危险更有效？何来“遇紧急危险时也没有采取减速措施”？
客车超员是事实，但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必须根据“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的。一般的理解，超员行为超出了车辆的负荷，致使行驶中的车辆制动距离延长，危及行车安全。在上坡路段，核载17人，实载18人的客车果真就增加了车辆负荷？人的体重存在个体差异，数人头和称体重的结果在17个人为基数时的结果会有较大出入！这起交通事故中，因为客车超员，所以就成为了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显然不是！

综上所述，在这起特大交通事故中，客车方张某不应当承担事故责任。

按照有关规定，这起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时，交警大队要立即上报当地政府、交警支队，总队还要派员指导现场勘查和处理，在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参与指导的情况下，客车方仍然承担了次要责任。为什么呢？
公安部编著的《关爱生命 安全出行》中，已经将此事故广为宣传，那么，想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同意这个认定的结论了。这样的事故即使经过支队、总队复议就能够改变结果吗？假设，当事人就此事故认定结论进行上访，通过这次公安部发动的大接访能够解决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般来说，作为法律应从行为上对人进行规范，而不应从达到的总体客观效果上进行规范。因为一个正确的行为，特别是单方面的正确行为，不一定会导致有效的结果。换言之，正确的措施未必一定是有效的措施。能否有效的关键有时在于客观（条件），有时在于对方的配合。由此，笔者认为，这起事故中，客车方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思路是错误的，这是当前交通事故认定中一个理念的误区。

造成这个误区的原因是什么？

1、事故认定缺乏监督机制
在监理移交公安，成立交警队后，国务院于1992年1月1日实施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公安部于1992年8月10日实施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才有了全国统一的规章。《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1992年12月1日）中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个规定直接将公安交警的责任认定行为从司法监督中剥离了出去，使责任认定的权力失去了来自系统外部的监督。
2、损害赔偿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第三十条）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第三十四条）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条将交通警察的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在事故处理中，从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到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调解，公安交警完成了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的全过程。以至于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调解，轻取证，本末倒置的事故处理风气。
3、警察背负了太多的社会正义
人民警察担当了太多的社会责任，被赋予了太高的职业要求，“让人民满意”，是我们警察的服务宗旨。但一项制度的设计注定不能照顾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和要求，何况这个制度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而我们反过来却要求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做到这一点。由于没有相应的交通事故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公安交警又背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沉重职责，所以，在交通事故面前，只能采取在灾害面前当事方共同承担的思路。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的情况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建立后，将交通事故的风险转化和分解，直接减轻公安交警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所背负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从而使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地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具备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物质基础。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定性为“证据”，取消了交通事故重新认定程序。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工作进行现场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纪问题。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由于没有相当的、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致使交通事故认定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当《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建立了完善的交通事故处理监督程序后，树立正确的事故认定观念，构建系统外部的责任认定监督网络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引自公安部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编著的《关爱生命 安全出行》中《超载严重下坡失控，越线侧翻撞惨客车》一文

2005-9-22


作者：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四支队五大队 邵军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一支队七大队 孟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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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涉他合同的一种，是指合同当事人在签订的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了某种利益，第三人因此而取得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的合同。它并非一种固有的合同类型，可以存在于各种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合同中，对提高交易效率、节省诉讼成本、维持现代交易的顺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第三人；利益；合同

　　自罗马法上产生契约自由思想的萌芽后，被认为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产物”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运而生，并成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法理论的一项重要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合同乃双方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相互选择相互信赖而达成的一种协议，合同的权利义务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第三人不可涉入其中。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所订立的合同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第三人。为了维护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平衡社会利益与实现社会公正，各国纷纷不再固守古罗马法“人人不得为他人缔约”的法谚，相继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设定了某种“例外”，而第三人利益合同也成为这些“例外”中的一种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一、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在合同法理论中，以合同是否严格贯彻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为标准，将合同分为束己合同和涉他合同。涉他合同就是合同内容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也称“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一种是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也称“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 其中，“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又称利他合同、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由一方当事人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履行某种义务，使第三人成为合同的受益人并取得直接请求权的合同。这其中包括三方主体：债权人，也称受诺人、受约人；债务人，也称承诺人、立约人；第三人，也称受益人。例如：甲乙约定，由乙向合同外的第三人丙为一定给付，并且丙取得对乙的直接履行请求权，这便成立了一个第三人利益合同，其中甲为债权人，乙为债务人，丙为受益第三人。

　　也有某些学者将第三人利益合同做狭义的和广义的之分，广义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向第三人为给付，但第三人有无对债务人的直接履行请求权在所不问，包括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和不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狭义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仅指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即第三人不仅取得合同当事人为其设定的利益，也取得直接请求权的合同。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第三人因合同之约定而享受利益且享有直接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由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包括三方主体：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第三人的加入使第三人利益合同较之普通合同复杂了许多，它主要有以下特点：1、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而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人。他不需要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也不必通过其代理人来参与合同的订立，但却享有合同之利益。例如甲乙约定由乙为丙修缮房屋，丙不必参与甲乙之间合同的订立过程但却作为受益第三人享有合同之利益。而且第三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并不仅限于订约时既有之人，将来可产生之人如胎儿或设立中的法人亦无不可，只要第三人在行使权利时有权利能力即可。2、第三人利益合同只能为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能设定义务。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为第三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任何人未经他人同意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否则合同无效。当然这并非说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义务，因为权利不是真空的，任何权利的取得都不是绝对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义务的承受相伴随，第三人至少应依诚信原则尽到一定的附随义务，如协助债务人向其履行、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3、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独立的请求权。第三人虽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债务人不向其履行给付义务时可依合同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和主张违约责任。这一点它和“经由被指令而为交付”不同，后者中的第三人无独立的请求权。关于“经由被指令而为交付”下文将详细阐述。4、合同的成立无须事先征得第三人的同意。合同一经成立，只要第三人不做出拒绝接受利益的意思表示就可以享有合同中的权利。当然，第三人有权利拒绝接受该利益，且拒绝后合同当事人无权强迫其接受。

　　二、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制度价值

　　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秩序、公平、自由及效率等价值，任何一项法律制度乃至法律规则的建立均是对诸多价值进行利益衡平和利益协调的结果。而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样因为它有着独特的制度功能能实现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个人可以依其自由的意思形成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安森在其著作《合同法》中也写道：某种意义上说，合同的当事人为自己制定法律，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他们就可以就其所合意的标的制定所欲的规则，而法律将赋予他们的决定以法律的效力。“合同的精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汇合”，既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有利益第三人的意思，而且这种意思又不会危害到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就应当赋予当事人的这种行为以法律效力，正如梅因•茨克教授所言“如果双方当事人真的愿意授予第三人一项诉讼权利，那他们完全可以这么做”。相反，如果否定第三人利益合同，就是对合同自由的否定，这有悖于传统民法中意思自治的精神。

　　（二）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应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经济受益。对某一项法律制度进行评判看其是否有设立和存在的价值时，其是否有效率是一项重要的标准。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立法就是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行为，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效果”，而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建立正符合这一标准，它使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为给付从而省略了先向债权人为给付再由债权人向第三人为给付这一中间环节，简化了“债务人—债权人—第三人”之间一般的交易程序，避免了标的物的辗转反复，从而节约了履行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同时，在债务人不及时向第三人履行给付时第三人不必先起诉自己的债务人再由自己的债务人起诉他的债务人，而是第三人可直接向债务人提起诉讼，这同样减少了诉讼环节，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从而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

　　三、我国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现行《合同法》中没有承认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般规则

　　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笔者认为，判断该条是否是第三人利益条款只要看第三人是否享有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即可。该条虽然认可了合同第三人的存在，但却未承认第三人的请求权，这完全背离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征。所以这并非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条款，而是有的学者主张的“经由被指令而为给付”的规定。我国法律虽然不认可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但在一些单行法的个别条款中承认某些特殊种类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1、保险合同。《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中除了投保人可以成为受益人之外，第三人也可成为受益人。《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给付赔付金或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及时作出核定，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未及时履行该义务的，除继续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外，还要承担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第三人可享有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履行和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在责任保险中，责任保险合同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直接发生第三人的效力，如第49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可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人赔偿保险金”。另外《民用航空法》第168条赋予受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对保险人的直接诉权，保险合同也产生了利他效果。2、运输合同。在货运合同中承认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依我国合同法分则之规定，在收货人与托运人非同一人的情形下，收货人虽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但却可依托运人与承运人间的货运合同取得对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在涉及实际承运人的运输合同中，实际承运人对因自身原因而造成的货物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发货人可任意向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索赔，即发货人基于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合同产生了第三人利益。3、信托合同。依《信托法》受益人是在信托合同中享有受益权的人，尽管他不是信托合同的当事人，却自信托合同生效之日起享受受益权，且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不向受益人支付利益，受益人有权要求受托人承担责任。

　　（二）我国应建立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

　　古典法学家一般都认为契约法是一个由众多规则构成的封闭的法律体系。当历史向前发展，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契约法必须对现实作出回应，持不断变更、变化与开放的态度，尤其现代商品交易逐渐由封闭与孤立走向开放和密切，合同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第三人利益，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加强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笔者认为我国应在借鉴外国第三人利益合同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具体可从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权、第三人对债务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债权人、债务人的撤销权等方面将三方主体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予以规定。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鼓楼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