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电子商务中合同法律关系确立的几个问题

王政律师

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经济主题，同时围绕电子商务的法律框架也已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毋庸质疑，合同是交易的核心内容，而采用新的科技手段的电子或网络合同因具有传统合同所不具备的新形式或新特点，自然成为包括美国、欧盟等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电子商务立法的重点内容。我国199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合同法》与以前的合同法律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其中有关“电子合同”的内容更是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合同法》中只有寥寥数条内容，但无疑会对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围绕与电子合同法律关系确立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下诠析。

一、关于电子合同的形式

传统的书面合同（即“纸面合同”）是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的，而且手书签字和盖章还是合同真实性的证明。就电子合同而言，手书签名或者盖章已经无法适用了，因为“无纸化”是电子合同的一个显著特征，那我们如何证明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以及确定合同成立的时间呢？我国《合同法》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在《合同法》第11条规定，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形式都属于合同的书面形式，同时又在第33条中规定，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的这一条文（第33条）为任意性法律规范，建议电子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将在网上达成的合意转化为“纸面合同”，再以纸上的手书签名和盖章为准。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不签订确认书，不把网上的合同内容记载在纸面上，不是问题就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合同一方恶意否定合同的存在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网上的数字化文件记载的内容能否作为证明合同内容的充分证据，仍然是个疑问。《合同法》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并且建立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电子签名”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建议各国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欧盟于1999年11月已经正式通过了有关电子签名的指令。美国政府现正修订其统一商法典，并于1999年2月公布了“计算机信息交易法草案”，承认和规范电子签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律承认电子签名就是承认带有电子签名的文件的真实性。电子签名是指在一个数据信息中或附在其后或逻辑上与其有联系的电子形式的签名，这个签名表示被某人用于代表其身份的证明，并表示其同意该数据信息的内容。虽然电子签名技术本身并不复杂，但是承认电子签名却必须建立一整套认证系统。发送信息的人在数字化文件上加注电子签名，并以私人密匙使他人无法篡改该电子签名。该电子签名的真实性须由一个国家承认的认证机构的公共密匙来检验，以证明带有电子签名的文件的所有人及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认证，收到文件的人就能够分辨发件人以及文件的真实性了。联合国及国际经合组织都建议形成认证电子签名的国际标准，以保障全球电子商务的参加人享有统一的安全标准。我国的有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研究电子签名及其认证问题。

二、关于电子合同的要约和承诺

一般来说，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的广告宣传活动。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便某个用户对网页提供的信息作出了回应，只要经营者没有作出承诺的表示，该经营者就不受该“要约邀请”的约束。当然，如果经营者在网页上传播了虚假信息，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规定，还是应当承担有关发布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的。

但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只要符合要约规定的，可以被视为要约。因此，如果一个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网页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的条件，也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发出的要约，经营者应当受该要约内容的约束

在经营者通过网页向公众发出要约邀请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经营者发出要约。经营者可以回复电子邮件的方式作出承诺，使合同成立。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3条的规定，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如果发出要约的是某个商业组织，该商业组织一般能够在正常的工作日及时检查自己的电子邮箱，也就能够及时发现经营者发来的承诺，双方的合同得以成立。但是，如果发出要约的是个人用户，而个人用户检查自己的电子邮箱的时间和次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了，当用户发现了经营者发来的承诺时，很可能已经超过了用户要约确定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的承诺还能使合同成立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在我国《合同法》中承诺的到达时间是如何计算的。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诺进入用户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就视为到达时间。这一规定对经营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即便用户发现承诺时，承诺已经迟延，但是承诺进入用户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却在要约确定的期限之内，承诺仍然可以使合同成立。用户不能以承诺迟延为由，否定承诺的效力。

“格式化”是电子合同的另一显著特征。如果经营者采取了带附件的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公众推销某种商品或服务，在附件中详细说明了合同成立的条件，并提示用户在网页上填写电子表格的有关栏目，再点击指定的图标上发送该电子邮件，就能获得该商品或服务，那么经营者发出的信息就应当被看作是要约，因为它符合我国《合同法》第14条关于要约的规定，即内容具体、确定，表明了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要约约束的意思。该要约生效的时间，根据《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为用户收到该要约的时间，即进入用户任何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用户在收到要约的合理期限内，可以作出承诺，使合同成立。经营者如果再“反悔”，则构成了违约，须承担违约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经营者在电子邮件的附件中提供的格式合同内容过于复杂、冗长，那么即便用户作出了承诺，日后也可以主张该合同不成立，因为用户难以详细阅读如此复杂的格式合同内容，也难以发现其中于己不利的条款。但是实践中又涉及到对格式合同冗长、复杂的认定问题。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合同越来越普遍。然而我国现有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已经难以满足在网络环境下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消费者感到从网上获得的商品或服务缺乏法律保障。因此，我国法律在规范“电子合同”的同时，也应当体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在这方面，欧盟的“远程销售指令”就很值得我们借鉴。“远程销售指令”是专门规范有关利用远程通讯技术缔结的合同涉及的消费者保护问题的。例如，在电话推销的情况下，经营者应当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就使消费者得到充分的信息，以便决定是否继续交谈。在通过互联网签订合同的时候，经营者也必须告知消费者如下信息，即经营者的名称（包括地址）、所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本质特征及价格（包括运费）、付款、交货及履行的形式、消费者解除交易的权利、使用远程通讯技术的费用、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及价格、合同最短的有效期。由于网络上的信息更新很快，经营者应当保证消费者及时获得更新后的信息。“远程销售指令”规定，消费者有权在自收到经营者的商品之日起或者在与经营者缔结服务合同之日起7日内，不说明任何理由，就解除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一旦合同被解除，经营者必须全部返还消费者已经支付的价款。

三、网络故障、网络欺诈与电子合同的效力

电子合同的订立是通过一定的计算机设备加网络程序、电子或其他自动手段来完成的。这种帮助生成电子合同的中间“媒质”，即为通常所说的“电子代理人”，这一概念最初是在美国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提出。电子代理人虽然不是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聪明过人。例如，电子代理人能够按照被代理人设定的购买或者出售的条件，自动寻找有关信息或者产品，并能够进行价格和性能的比较，以最优的条件成交。即以电子合同方式进行的交易只反映一种可用货币进行表征的权利变化，具有很强的“虚拟性”。

“电子代理人”是关于网上格式合同的核心法律概念。但是这种“电子代理人”并不是神，它有时也会因出现各种故障而导致交易双方合同条件或内容等出现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变化或造成交易双方的重大误解。有时“电子代理人”又可能会被一方控制，成为其进行欺诈活动的工具。会在此等情况下，电子合同的效力该如何确认呢？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0条及第53条的规定，即格式条款具有欺诈或重大误解情形的，该条款无效。这一法律规则应当同样适用于电子合同。实践中，这一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自然人与电子代理人交互的缔约过程中，而且适用于两个电子代理人缔约的过程中。如果两个电子代理人之间缔结合同是由于欺诈或者运行错误等原因造成的，那么合同无效。例如，一方当事人或其电子代理人以欺诈的方式操纵对方电子代理人，则合同没有约束力，因为通过电子代理人缔结的合同所表现的双方合意应当在电子代理人的正常运行过程中达成的。又如，在电子代理人发生运行故障的时候，虽然电子装置记载了合同的成立，但所形成的合同不在双方被代理人的合理预期之内。这种情况类似于合同法中的双方误解，因双方无合意，合同无效力。总之，适用于自然人的欺诈或误解的法律规则也都适用于电子代理人。下面我国首例网上拍卖纠纷案的解决恰恰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该案中，原告是被告的拍卖网站的注册用户。原告按照被告网站上的拍卖公告参加了竞买，并通过竞价购得3台计算机，在网站的拍卖结果中也确认拍卖成交。原告遂向被告支付了3台计算机的价款，并等待被告交货。但是当原告几天之后再次登录被告网站的时候，却发现被告网站的拍卖公告中的拍卖周期已经延长，而且原告已经竞买成功的3台计算机仍在继续被拍卖，后又重新公布了拍卖结果。原告起诉被告违约。被告则辩解说，其网站的拍卖截止时间并未改变，但是其拍卖系统自动提前启动；由于原告的应价低于委托方的保留价，而且原告未与被告签订成交确定书，因此原告的应价不应被认可。审理法院认为，原告在拍卖过程中的最终应价低于被告委托方的保留价，因此原告的拍卖未被确认。法院据此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给付3台计算机的诉讼请求。同时，法院还认定，被告拍卖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原告产生误解，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并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本案被告网站上的拍卖系统其实就是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电子代理人。被告网站上的竞拍过程实际就是通过竞买人（自然人）与电子代理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使竞买合同形成。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的电子代理人出现了故障，导致原告产生了误解，因而导致原告与被告电子代理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无效。

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网络信息时代，电子合同作为一种在新技术条件下采用的快捷交易方式，其自身有着传统“书面合同”所不具备的某些特征，如“无纸化”、“格式化”、“虚拟化”等，但电子合同本身又无法超越目前法律关乎合同的一些基本理念或原则，传统的合同法的基本法律原则依然对解决其有关的纠纷起着指引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未来网络技术的进一步革新，网上交易的更大普及和发展，我们自然会在实践中遇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电子合同而引发的法律问题，关于传统合同法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必将也会作出更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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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圭宇




在当今世界上，但凡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在其宪法当中都会确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即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监督总统更好地履行宪法职权，发挥其在国家宪政结构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以期达到它与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各项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
俄罗斯联邦宪法上的总统弹劾制，同样与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总统制，溯源于苏联解体前所实施的总统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它通过修改补充苏联宪法第127条等内容，在苏联历史上首次确认了总统制。至于当初设立总统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通过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方法来强化对国家法律和其他国家决定的执行机制，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现行宪法。它确认了俄罗斯联邦现行的总统制，即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同1991年时的总统制相比，现行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在国家宪政结构中凌驾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这三权之上，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1条就明确宣称，“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权”。甚至，和实行典型总统制的美国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其总统弹劾制度。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之规定，俄罗斯联邦弹劾总统的根据在于“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把之前《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曾规定“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誓词”这一弹劾根据予以删除。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弹劾程序，宪法做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的认证和联邦委员会通过弹劾决议这三个重要阶段。不仅如此，在每一个阶段，又有更为严格的步骤和时间限制，致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个总统弹劾程序变得“无法实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确认了一个比美国总统弹劾制更难以实现的总统弹劾制。正是由于该总统弹劾程序的极其严格性，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联邦宪政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正式的总统弹劾案。
俄罗斯联邦历史上这唯一的一次总统弹劾案，发生在叶利钦总统时期。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后，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当时，围绕宪法草案的内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一方曾与以苏共为首的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叶利钦主导下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而告终。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新通过的宪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原则，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进方向，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为“实行共和制的民主的、法治的联邦国家”。为此，俄罗斯联邦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阵营视其为叶利钦主导下的“罪恶制度”，以至于对其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在叶利钦担任两届总统期间，俄共以各种理由（比如，俄罗斯联邦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等）多次要求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并以对叶利钦提出弹劾指控相威胁。
最终，在1999年5月，国家杜马中的俄共等左派以1991年签署和准备实施“别洛韦日协议”、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1996年在车臣实施军事行动、导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衰败和镇压俄罗斯人民这五个罪名正式对叶利钦提出总统弹劾指控动议。结果，国家杜马未能就上述五点指控中的任何一点获得其全体代表的2/3多数票赞成，因此，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夭折在了总统弹劾程序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一步骤，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1999年5月15日，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指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尽管现行宪法是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的，但它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意愿和选择。至于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一则是全民公决决定的，二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经济动荡的局面；在政治上，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刚刚独立，面临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去引领俄罗斯联邦实现平稳过渡，因而就不会允许通过弹劾程序轻而易举地变换总统，以免出现政治动荡。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后毅然决然选择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修改了现行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五年，也充分彰显了总统在俄罗斯联邦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制以及总统弹劾程序在社会转型期的运作实践，揭示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一个强有力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转轨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期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上的转轨、经济上的转型、文化上的弥合、社会上的矛盾，在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道路上，要注意政治力量对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还要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循序渐进的进路。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建设与改革的研究，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政治”，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法治（宪法）政治”，而不妨称之为“转型政治（学）”。目前，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加以重视！